孔子雕像落户天安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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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弘扬和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座总高为9.5米的孔子青铜雕像在国家博物馆北广场落成，天安门地区又添文化新地标。孔子雕像落户天安门地区，意义非凡，在笔者看来，这折射出尊孔、弘扬传统文化已成为政府的鲜明行为。
这几年，传统文化虽然有崛起的迹象，但是依然停留在国学热的表象。受百家讲坛影响，国人对传统文化有种蓦然回首的感觉，一时间国学班开办、国学大师开评、国学短信开通、国学博客开放，人们对国学的一时热度恰恰反衬了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陌生。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化之后屡遭重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文革”时砸孔庙，国人纷纷对传统文化给予抛弃。传统文化元气大伤，即使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呼吁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止步于少数文化人研究国粹的范畴。
而儒家文化却在国外大放异彩，很多精华正在被全世界各地的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说，“西方的人文学和人文主义基本上是反自然和反宗教，对自然有侵略的倾向，对宗教不闻不问。但儒家所代表的人文学要求人类既要和自然保持和谐，又要与宗教保持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它的内涵比较宽广。比如儒家的金科玉律，包括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观念正逐渐被西方知识分子接受，成为最朴实的伦理。当今世界各地出现的生态环保危机表明，人和自然的关系要重新厘定。儒家尊重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也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
历史是无法割裂的，对于悠久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应该给予更多的尊重和关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古为今用，只有如此，才能与文化大国相称，才能提升国家文化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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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雄：孔子塑像的可疑意义
2011年01月13日08:03东方网周泽雄我要评论(225) 字号：T|T
周泽雄 自由撰稿人
一座总高为9.5米的孔子青铜塑像，近日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北广场落成，背对着博物馆主体建筑，正对着东长安街。
或许，这是一个不必引起非议的文化行为。即使中华历史人物中只有一位配得上青铜塑像，文化影响力足与佛陀、苏格拉底、耶稣并列的孔子，亦属不二之选。别说正对长安街，改天我们把孔子像弄到月球上去，国人大概也会訇然叫好。
话说回来，即使在我们的文化先贤中挑一位最不必急于立碑塑像的人物，同样非孔子莫属。理由很简单：孔子塑像还少吗？中国各地有着不胜其数的孔庙文庙（两者大体是一回事），其中任一座都巍然矗立着“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清顺治二年（1645年）给孔子的加封〕双手交叠的蔼然形象。更别提初建于公元前478年、占地面积近十万平方米的曲阜孔庙了，其无可替代的历史、文化地位，足以使建在任一地方的孔子塑像，显得意思不大。
然而，由于孔子的独一无二性，一尊乍看之下最乏意趣的塑像，仍可能被人强行赋予意义。我上网找到了这尊孔子塑像的照片，也许与拍摄角度和我的审美观感有关，孔子的面貌虽然和蔼，但也意外地呈现某种呆滞之相。这并不重要（众所周知，生活中的孔子聪明绝伦），重要的是，孔子的体量有一种极尽夸饰之能事的魁伟，雕塑家似乎意在纠正“泰山其颓，哲人其萎”的印象，他选择的人物原型（如果他还有个原型的话），似乎是一名身高1.75米、体重两百公斤的超级壮汉，与孔子传闻中的“长人”形象格格不入。
可见，还原真实的孔子并非创作者的初衷，他只是可着劲地寄托理想、抟塑精神，竭力使那数吨青铜挥发出原子裂变般的文化大义。简而言之，我看到的乃是一个高度概念化的孔子，我从中无法感受孔子博雅风趣、通脱可爱的性格特征，相反，作者试图把一股游离于真实孔子之外的儒教影响力，强行灌注在青铜中，以期达到某种令人憬然生敬、瞿然生畏的风教效果。所谓风教效果，也就是距艺术最远的那种效果。
谈论孔子，与谈论其他文化贤哲有一个本质不同。历来存在着两个孔子，一个是真实的孔子，我们通过其弟子辑录的《论语》，可以想见他的非凡思想和有趣言行；另一个则是被奉为“万世师表”的“大圣先师”，其功用甚至被古人夸张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变态地步。这后一个孔子，不仅牵连着作为诸子学派之一的儒家，更关联着象征古中华最高意识形态的儒教。就前一个孔子而言，不过是约与老庄并列的先秦巨子，其伟大固然不遑多让，却毕竟不具备思想上的垄断性和排他性。而后一个孔子，简直具有某种宗教始祖鸟的超凡能力，其派生的思想、观念，以近乎无所不在的方式统摄了古人，也在相当程度上凝聚并代表了中华古文明本身。
儒学的发展光大对于兴盛古中华文明所起的突出贡献，不应抹煞也无从抹煞，但这不等于儒学会以同样的能量推进当代中华文明。好比说，我们应该对“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古代思想怀有理解和尊重，但这绝不等于我们还得对它加以借鉴和继承。儒家思想依托于古代国家制度，如陈寅恪先生所言，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已）无所凭依”。
古之君子日常言动中的儒学，与今之君子载诸笔墨的儒学，不宜等量齐观。我们的古人无从获得对现代人显得尤为要紧的民主、科学、宪政等观念，他们视儒学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先进思想，不仅情有可原，还是顺理成章的。由于时隔势禁，今人对儒学的认识早已无法进入古人情境，有人倘若视时代、制度和观念上的种种巨变于不顾，以一副假天真的模样，继续假定儒学复兴仍然会有助于我们的民族振兴——理由仅仅是：儒学曾经灿烂过我们——不过是销售一种文化“打鸡血”的偏方而已。
儒家学说包含大量优秀思想，其中的“仁、义、礼、智、信”，只要稍加挪移，也可完美地用于今天，身为中国人，我们没有理由不对此加以固守和传承。但是，继承儒家思想的先进性是一回事，继续赋予儒学以某种准国教的地位、放任其意识形态化，则是另一回事。衡诸今日人类获得的文明思想，强行抬升某种往昔学说的地位，不啻为观念上的蒙昧和倒退。
中国多一尊孔子像，原不值得大惊小怪，前提是，设置者最好别太过张皇其义。孔子是伟大的，也是可爱的，我愿意相信，孔子会以其特具的文化魔力，遥遥地滋养着吾族吾民，但我非常不愿看到，孔子的功用重新得到神化。这不会是孔子的福音，也不可能是吾人的福音。这会是谁的福音呢？我不知道，也不打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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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1日上午，一座总高9.5米的“孔子”塑像在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落成。孔子成为继毛泽东，孙中山之后第三位进驻天安门广场的历史人物，要尊孔可以去山东孔庙，为何要把孔子请到天安门广场？
目前最常见的解读是，与其他两位相比，孔子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个与“革命”毫无关系的人物，这是中国政治的主流话语从革命话语中解脱的一个标志，显然，这一解读并非过度诠释。
孔子进入天安门，象征着中国正在彻底的走向“国家、民族”认同。
孔子进入天安门其实并不突然
传统文化热从04年就开始加温
2004年9月，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等文化名人联合发起了主旨为弘扬中华文化的《甲申文化宣言》，成为当年文化界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其后，传统文化热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在社会上，不少地方的学校开始“读经”。
依托电视台的强力推广，《于丹〈论语〉心得》一书销量据称超过三百万册。她本人亦被称为“学术超女”，成为全国人民都熟悉的明星，除了继续上电视弘扬传统文化，甚至被安排参观监狱，为犯人讲解儒家价值观。此外，04年开始，民间“新儒学”的也蓬勃兴起并发出声音，十博士反圣诞倡议书和这一年围绕小学生该不该读经的辩论都一时沸沸扬扬。
这股热潮当然有政府的助推
在传统热或曰孔子热中，政府也从未缺席。2004年3月，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对在山东省济宁市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作出重要批示。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高校设立了国学班，将国学融入企业管理，人民大学设立了国学院，更是引发了各方关注。
在政府推进下，中等学校的教学大纲中添加了讲授儒家经典的内容，并开办了专门学习经典的实验学校。在海外，政府通过建立孔子学院推广儒学，第一个孔子学院成立于2004年，目前已在96个国家开设320多家孔子学院，直到去年电影《孔子》从拍摄到上映，仍然可以看到政府的一路扶持。说孔子雕像立在天安门是这一系列的后续动作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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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孔的实质，是建立“国家、民族”认同的努力 中国人的认同之惑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延续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认同。后三十年，则一直存在认同之惑，因为“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已经太过久远，脱离现实，而全面拥抱“西方主流价值”又有伤民族自尊心。所以寻找一个新的认同迫在眉睫。
这时候，树立起“传统价值”与“西方主流价值”并峙，号召国人凝聚在前一价值之下，共建伟大民族组成的崛起国家，就成为当然选择。
这样的认同重建不乏先例不久前，马英九在“元旦祝词”中两次提到传统文化对台湾的意义，尤其是“六十多年來，台湾保存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從生活美感到艺术美学，它的传统韵味，让世界惊艳”，这让大陆不少人心有戚戚。
不必感叹国民党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发扬，其实国民党也曾是反孔先锋。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国民党教育部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制订《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废止旧时奖励（科举）出身”，“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而当时尊孔几乎是“当权派”袁世凯的专利。而到了1935年，国民党找来10位教授，发表了当时反响巨大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其内容与七十年后的《甲申文化宣言》极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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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革命”，走向“国家” 革命话语退位是尊孔大环境显然，《甲申文化宣言》也不能看做孤零零的文化事件，宣言发表十天后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做了关于“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讲话，这一讲话强调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评论界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将努力发掘作为执政党的核心价值。
建设执政党则意味着对“革命党”形象的告别，革命党往往要制造磨擦、引起冲突，发展社会危机乃至暴力相对，执政党则强调稳定压倒一切，表现为协调、对话、避免冲突和维护稳定。革命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斗争成为革命党的硬道理；但执政党的哲学应该是发展的哲学，不再以“领导全国人民继续革命”作为合法性的来源。告别革命话语之后，则必须要新的政治认同来填补空白，建立文化，族群和政治体制上的认同是走出革命话语的必然选择。
用国家认同告别革命革命话语在迅速被国家的概念取代，不仅仅表现在反革命罪变成了“危害国家安全罪”。  
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主题曲就是《国家》，这显然不是巧合。天安门广场作为这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其重心缓缓往南移动，北端曾经最红最革命，一再出现在邮票上的天安门，其地位已经被代表国家图腾的国旗取代，用国家命名的建筑越来越多，国家大剧院在大会堂西侧落成，曾经的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也在03年正式更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博物馆前立过的种种“倒计时牌”，更是为中国人提供了与这个国家呼吸与共的直接感受。孔子作为“国家、民族”概念的支柱入驻天安门广场，并且矗立在国家博物馆之前，实在是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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