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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人:毛泽东有一首词《清平乐·蒋桂战争》,因为这首词,很多人记住了1929年的“蒋桂战争”。在那首词里,一方面是李宗仁和您父亲的桂系与蒋介石打得不可开交,另一面是红军在闽西的根据地分田分地,两方面的气象是完全不同。现在您怎么看待那场战争,是蒋介石怕桂系坐大,不好控制吗?
白先勇:我父亲与蒋介石的关系极端复杂,分分合合40年,“北伐”完成之后就是“蒋桂战争”,为什么要打“蒋桂战争”哟,因为桂系本来就是个广西的地方势力,“北伐”时仗打得好,一路从广州打到山海关,所以势力一下就膨胀,从一个地方势力变成全国的势力,两广、两湖、平津都在桂系势力范围内。
桂系不限于广西人,还有好多外省人,例如湖南、湖北、江西、江浙都有的,不过头头都是广西人。蒋介石是靠黄埔起家的,他认为自己是黄埔的校长,“北伐”他也是领袖,他常常是军人打扮。但看到我父亲在“北伐”打完以后,声誉高得不得了,蒋介石不高兴了,他也怕桂系扩展太快,威胁到自己,所以起了军事冲突。蒋介石与桂系的关系很复杂,又用又防着。
王逸人:白崇禧将军后来被称为国民党军中的“小诸葛”,卢沟桥事变后,中日大战爆发,白崇禧将军到达南京,日本的报纸标题是《战神莅临南京,中日大战不可避免》,我觉得他完全是一位智谋型的军事将领,您觉得他在军事上的才华,是后天的学习造就的,还是属于有天生的禀赋?因为您是作家,我们清楚,文学艺术,除了习练之外,那个禀赋是很重要的,没那个禀赋很多跨越是过不去的。
白先勇:我父亲在国际上的声誉是很高的,他过世的时候《纽约时报》写了一个讣文,称我父亲是国民党里面最杰出的军事战略家。
当然作战经验是与学识和修养有关系的,但军事才能也是需要禀赋的,包括判断与思维方式,我相信父亲在这方面是有长处的。他看一个事情往往看得远、看得广,判断非常准确。我父亲曾自豪地对我说,军队规模越大,他越能自如地指挥。
还有,带军有一种兵随将转的现象,什么将领带出什么样的兵,他能激励起士兵的士气,让士兵在心里对他有信任感。我父亲的确在北伐、抗战中打了一些很出名的仗,参加过台儿庄、昆仑关这些战役,这都是恶战,而且是重要节点。在军队里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杰出的,就看你是不是打过一些有名的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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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人:下面是让我对白崇禧将军肃然起敬的历史阶段,那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知道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的首次重大胜利就是1938年的“台儿庄大捷”,李宗仁将军和您父亲率领国民党部队击败强敌板垣与矶谷师团,歼灭日军两万(日军统计数字是1984人),这一仗让全民族士气大振,国际上也对中国刮目相看,白崇禧将军有没有单独和你谈过,作为指挥官他是如何描述“台儿庄大捷”的?
白先勇:我父亲跟我讲过当时的情景,打得很惨烈。我父亲到前线去鼓励士气,他跟李宗仁一起部署的战略,那次他和李宗仁合作得很好。我父亲对我说,李宗仁是个战将,往前冲很猛的。
当时台儿庄如果赢不了,就很危险了,因为当时全国的士气非常低沉、消极,都认为国军完了,根本无法抵挡。这场战役规模虽然不是很大,但意义不同,不光是赢了,更能证明国军也能打败日军,日军不是无敌的。而且,也让世界各国对这场战争的走向进行了重新评估。
王逸人:我是后来才知道,抗日战争中“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与日本人打持久战”这个重要的策略是白崇禧将军在1938年的“武汉军事会议”上提出来的,以前我一直以为这是蒋介石提出的,这很了不起,这就是最高抗战原则啊!后来的历史几乎和这个策略吻合,这不是一城一池一阵一仗的较量,这是战争策略上最形而上的东西,得需要很高的远见,为什么国军中只有他能提出来呢?
白先勇:当时国军有的人不敢讲话,有的怕讲错了承担不了后果。我父亲很多次正面与日本军队交战,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来: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如果正面硬碰硬,会一下子消耗掉。要长久战,把日本拖垮。
我父亲研究世界的战史,拿破仑当时侵略俄国,后来被俄国人打败了,这给了我父亲很大的启发,我父亲意识到用纵深来拖敌人是很有效的一种做法。
日本当时要闪电战,我父亲认为破解的方法就是持久战,要把日本拖垮。这个对策很要紧,当时采用的是焦土战,像桂林撤退、湘桂大撤退啊,全城烧光,不留给日本人,连铁路也不留。因为当时也没有别的办法,顶不住啊!桂林保卫战的时候打得也很惨,日本人甚至使用了毒气,有很多人被毒死在山洞里。当时撤退是往湖南、重庆方面。我们全家就是随着那些人撤走的,我当时受日本人的气也受够了,常常是还没睡醒,日本飞机就来轰炸,眼睛还没睁来,就往山洞里躲。
王逸人:我有一个感觉正好在这跟您求证一下,我觉得白崇禧将军在内心是个很孤傲的人,似乎在军事上有些看不起那些身居要津的庸才,您觉得他这样在政治上成熟吗?因为自古以来中国好像从来不是一个把自己事情做好就能有所收获的社会。
白先勇:可以这么讲,他自视很高的,他在军事上大概不怎么看得起蒋介石,因为蒋在军事上没打过一次像样的仗。但是他的涵养很好,不外露,外圆内方这么一个人,很正直的一个人,价值观上是非分明,所以他在蒋面前常常犯颜直谏,讲真话,但忠言逆耳。我觉得在政治上他也不是不懂,要不然也不能在国民党里混得那么久,只是在节骨眼上的时候他把国家的大事放在第一,所以宁愿跟蒋冲突起来。他为什么后来会到台湾去?他也知道到台湾要受罪的,他可以到香港和到美国,可以到很多地方去,都可以的,他还要到台湾去,他是要向历史有个交代,最后死的时候还客居异乡。
王逸人:白崇禧将军有否和你谈过,在共产党的军事将领里他比较佩服谁?
白先勇:他非常欣赏林彪,林彪非常机灵,很难应付。
新文化:我看过一些资料,对民国时期地方军的评价,曾有这样的话:“黔军滇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好像广西兵是最能打的一群,不少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他们认为遭遇的最惨烈的两场战争就是“昆仑关战役”和1944年的“桂林保卫战”,而这两场战斗都是以广西兵为主的,据您了解,事情是否这样,那么广西兵为什么那么彪悍呢?
白先勇:有几个原因,第一是历史上的原因,太平天国,在广西人来讲是光荣历史,他们以三万人起家从广西打到天津。第二,广西当地本来民性很彪悍。我父亲在那儿主政六年,广西兵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有“新斯巴达“之称,那时广西是兵民不分的,有点像满清最初的“八旗军”一样,当时他还组织了民团,军政学统统合在一起,全省皆兵,灌输爱国思想。“九一八”前我父亲看到日本要侵华了,我的演讲词里整天讲这个事,我们要准备,中日战争要来了,要好好整军,平时还是把这种东西在军事上贯彻了。那时候,连广西大学的大学生都要受军训的,所以真的发生了战争,战斗力还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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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人:在您的《父亲与民国》一书中,有一段文字让我非常感慨,那就是您后来搞昆曲的那段时间,有一次您宴请了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和昆曲名家张继青,宴席是您请南大代办的,结果他们选中了离中山陵不远的“美龄馆”,那里原来是宋美龄的别墅。结果您说自己吃着吃着饭,就发现那里的环境似曾相识,后来您终于想起了1946年宋美龄曾在那里办过一个圣诞节派对,您母亲带着您和您的四哥参加了派对,很多国民党高官的夫人也带着孩子参加了那个聚会,作为孩子您当时玩得非常开心,而且觉得宋美龄有一种世人不及的高贵。也是命运的安排,几十年后,在不经意间您又回到了那里,记忆的闸门被提拉起来,往事如洪水般喷薄……跟您说,这是我认为人生中最有美感、却又最受不了的东西,您遭遇的这种“却是旧时相识”的情境,恰又喝着“三杯两盏淡酒”,可是“雁过也,正伤心”?
白先勇:其实那个party很有政治意义的,为什么开这个party呢,是欢送马歇尔,那时候马歇尔在国共之间调停,调停一年失败了,灰头土脸要走了。宋美龄安抚他,就开了圣诞party,就把我们弄了去,表面要冲谈政治意义,只是小孩子来玩呀,其实在安抚他。
那次聚会上我见到了宋美龄,我前前后后见过她三次,都是去她家里,在上海去过她家里两次,在南京去过一次。另一次在上海见面更有意思,那一次宋氏三姐妹我都见过了。那是1946年的复活节,因为信仰基督教,宋美龄又开party,把这些小孩子又请去了,大姐宋蔼龄,我们的国母宋庆龄也去了,大家一起欢聚,三姐妹跟我们一起玩游戏,到花园里找彩蛋,游戏也是美国派头,把鸡蛋染得红红绿绿的,哪个人蛋找的最多,就有礼物,小孩子,好玩呀。(王逸人:出身真的没法选择,
看您说得这么平常,和宋氏三姐妹一起做游戏,这样的场景很多民间的孩子恐怕想望一眼都望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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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人:在您马上要出版的新书《关键十六天》里好像写的是白崇禧将军是代表国民党去台湾对“二二八”事件进行宣慰,并让台湾及时恢复了秩序的那段历史,请您谈谈这本书的一些情况,我看过一个资料跟您证实一下,“二二八”事件中有很多报社的社长、发行人、总编辑,以及律师、医生等知识分子,被宪兵押走后就被杀害或失踪了,这个情况属实吗?
白先勇:这个事件,背景比较复杂,台湾光复之后,国民党让陈仪来接收台湾,当时台湾不同大陆,大陆是由省主席也就是省政府委员会其中一个委员来当主席,台湾是采取类似日据时期总督的那种行政长官制,长官兼警备总司令有军政大权。在这个情况下,陈仪是想有一番抱负作为的,所以他在政治上出奇地放宽,经济上抓得很紧。他在政治上放宽的结果,就是很多报社应运而生。很多知识分子回归祖国怀抱,后来他们发现陈仪政府好像贪腐的情况比较严重,所以报人们就不断地抨击陈仪,如果1947年2月27日晚上没有那查缉私烟的事故呢,也恐怕会有其他事故会成为导火线。事件发生之后全台暴动,陈仪刚开始跟地方士绅说,你们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因为台湾没有多少驻军,驻军都调回大陆去打内战去了,但在3月9日的时候,他向蒋介石请的援军到了,整编第21师从基隆上岸,上岸之后开始捕杀精英阶层人士。28日事件爆发以后,台湾人对外省人非常愤怒,开始打伤打死了不少外省人,于是事件又变成省际人群的冲突了。台湾人在日本人手里50年,除了老一辈之外,当时的少壮都是在日本教育下长大的,穿日本衣服,唱日本军歌,“二二八”事变后他们甚至沿街盘问外省人,如果你会说闽南语就是台湾话,再用日文问你,如果你这几关没有过的话就打人,因为他们会认为外省人来台湾占尽了资源,他们只觉得受到了剥削压迫,经济上的压迫,这样的现象在当时确实是存在的,但不该把怨气发泄在无辜的外省人身上。3月9日之后陈仪开始抓或秘密逮捕相当多的报社人员、律师呀,台湾的本省级的地方精英都被逮捕了,这个情况下台湾陷入恐怖的状态,风声鹤唳,很多人都死掉了。